外部的机构例如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不能干涉校务。
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力。[12]继此，中国台湾的法治斌、韩忠谟等人更直接表述社会法乃公私法之外第三法域或者团体法。
刘海洋《平衡论与行政法理基础》，《理论探索》2002年第5期（3）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许多国家经济特别是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不仅促使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变化，而且也由这种变化引发了世界性资源配置的各种矛盾的深化，进而导致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和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新一轮调整。而商法学界认为，这些权利都可以体现于民事权利上，同时也可以体现于商事权利上，因为商法规定的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核心是商事主体拥有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范围内的充分的经营自由，以实现其营利目的，这一权利可以被称为经营权，而这一经营权又基本包括了民商主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二是大多具体权利都需要实现甚至立即实现（如突发公共事件受助权）。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因存在强行性的和任意性的社会义务，所以强行性的社会义务必须履行，任意性的社会义务（诸如捐赠义务）不一定必须履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增进全体国民福祉为宗旨的福利性成为社会立法的重要内容。市场准入和促退（包括关、停、并、转）的职权。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指出，历史传统是一种外在于先例的价值资源，可以一致性提供判断标准：判断某种事物和此前事物相符合。
总体而言，宪法毋宁是这样一个文本，它在持续寻求理解的过程中被解释和再解释。免于分解式和过度整合式批评的宪法判决，无疑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解释艺术。萦绕于宪法解释的神秘性由来已久。原因之三是在Michael H. v. Gerald D一案中，斯卡利亚大法官自称找到了一种价值中立的概括度选择方法—分析内在于某种相关传统的给予保护或拒绝保护的最确切标准，依据这一标准鉴别个案所主张的那种权利。
普通法上所谓的遵循先例，实际上经常是指依据政策在相互竞争的先例中做出挑选，或者参考政策去解释先例的适用范围。但与此同时，法律的涵摄力却愈来愈弱。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取决于大法官们如何在不同的概括度中做出妥当抉择，并避免独断推行自己的价值偏好。历史咋一看浩如烟海，定睛一看却都是摘要性的。布伦南大法官曾批评原意解释是一种披着谦卑外衣的自大，[8]却伯和多尔夫进一步指责这种方法是一种危险的障眼法，一种歪曲事物的手段。却伯教授被誉为是美国宪法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
因为最好的答案是一种制度性解答，解读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所作的判决，是最宜于被信赖的（中译本第101页）。从外部视角观之，解释结果的直接依据，不是一种理性的法律解释或法律论辩技艺，而是大法官们的投票。却伯和多尔夫认为，文本局限和解释恣意，是众多宪法性事案的争议来源。神秘性和不可捉摸的一个缘由，是在合乎逻辑形式的推理背后，存在着对于相互竞争的立法根据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整个判决过程的根基和核心，但常常是一个无从言喻且未自觉意识到的判断。
概括性的落脚点，是规范之事实要件的一般性，即在立法之际对生活事实进行概括、抽象、类型化乃至概念化的处理，然后分别赋予相应的法效果。亵渎国旗是否是受宪法保护的一种权利，取决于大法官们对具体亵渎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更取决于他们如何描述、概括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保护的是纯粹言论还是行为，是象征性表达、言论附加还是传播性行为。
宪法最终由一个极不民主的法院来解释。因此却伯和多尔夫认为，该案中权利主张应当被概括为：一位长期通奸而育子的、在孩子成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婚外亲生父亲，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由此看来，斯卡利亚大法官剔除了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布伦南大法官剔除通奸这一事实有更好的理由。
却伯和多尔夫当然也明白个中的困难，继而从界定系争个案中的权利的概括度问题入手，具体探讨宪法解释应遵循的路线。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都包藏着价值理念，或许还隐藏了一种实力对比。自由主义者指责保守主义者将自己的维持福利、特权以及二者的优势分配等价值偏好解读进了宪法。[12]这是一种极坦率的价值宣示，也是一种极大胆的冒险。巫术的原始功用，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借助神秘的力量，对人类生活或事物施加影响或控制。一个业已死去但并未举行过正式葬礼的先例，在有需要时可以获得重生。
其次，不同的历史传统在个案适用上的确切性或曰相关性是有差别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未能说明应当怎样鉴别这种确切性，也就无法避免就概括的程度和方向做出价值选择。就像却伯和多尔夫提到的那样，美国宪法被视为是一份神秘难懂的（mysterious）文件（史蒂文斯大法官语），还被推崇得像一件用来膜拜的圣物。
因为第五修正案只是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规定了不应施加残酷的、不正常的刑罚的第八修正案，它同样是宪法的一部分。这意谓法律解释和判决论证具有社会证明的因素，可据此对司法价值选择进行客观性检验：即便宪法解释中有评价或价值观的介入，那么，它们也不是作为个人偏好而介入的，这些价值观必定对它们所适用的社区（社会）有某种意义，并且个人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它不同时被其它人所广泛持有。
在普通法传统中，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法律解释、基于不完美的法律作出完美的司法判决，向来被视为是一门艺术。确认妇女堕胎权利的罗伊判决，是一个契合那种司法立场的判决，也是却伯和多尔夫频频提到的一个判决。
这些原则构成了系争权利的确认标准（中译本108页）。这个判决将分歧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它激起了经久不息的公众愤慨、激情和暴力行为，引发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政治争论，并将美国人的心灵撕扯得四分五裂。[11]不过，却伯和多尔夫也有融贯、明确的一面。宪法判决中的解释性要素一般分为五类：文本明示的字面和历史含义，制宪者意图，宪法体系，先例，以及社会政策考量。
原旨主义奉行的克制主义政策，会产生抑制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效果。不过解构容易建构难，在解构者能提供一种更优的替代性方法之前，仅仅揭示原旨主义进路的局限，不足以否定原意解释方法在宪法解释领域的席位。
事实上，却伯和多尔夫从未掩饰过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偏好：人权保护方面的积极司法，对言论自由的从宽解释，纠偏行动，妇女平权，保护穷人对抗贫困，维护残疾人法律权利等等。[3]却伯和多尔夫批评这种解释观失之宽泛，理由是一旦采纳了德沃金式的观点，宪法说了些什么和希望宪法会说些什么之间的界线就会模糊。
这种界定缺乏宪法文本的支持，从制宪者意图研究中也找不到依据。极不具有民主性的最高法院采取的民主投票方式，展示了所有宪法解释理论都不愿面对的一副画面：宪法事案中的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辩，即使能遵循理性的论辩规则，也不能幸免于僵持、独断的不完满状态。
解释者对既有权利的描述越抽象，被主张的权利就越有可能在其名下得到保护（中译本102页）。再如，在隐私权领域，倘若已有的案例被概括为关于生育自由的判决，那么就涵摄不了后来的实施同性恋性行为的权利。这样，当那些负责解释和适用宪法的人需要做出规范评价时，宪法给了他们充足的空间。与此相映，每每遇到重大的社会争议问题，各种利益集团、意识形态派别或权利组织就会千方百计、锲而不舍地策划一场宪法诉讼，要求大法官们给个决断。
这就不免招致波斯纳式的批评：却伯和多尔夫的司法价值选择往往基于意愿和情感，而不是证据和逻辑。在这个问题上，以博克法官和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得到了却伯和多尔夫的特别关照。
谬误之一是分解式(dis-integration，去整体化）解读，忽视宪法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的事实。[5]这或许并不至关重要，重要的是，宪法解释必然要求一种通盘考量，却伯和多尔夫否定了过度整合式解释，但对整合式解释中的过度和适度之关系却未置一词。
另一方面，需要有大祭司那样的权威主体，通过一定仪式在可能的解释中作出终局选择。这必然会混淆解读宪法和起草一份自己想要的宪法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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